公司使用该土地的附带经济效益。

必要性与可能性的困惑

主持人：国外的实践中，法律是否明确界定公共利益？如何界定？

梅夏英：何谓公共利益，各国都没有确切的界定，各国宪法也很少规定得非常清楚。有些国家既规定了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，也规定了不能列入公共利益的内容。一般而言，关于公共利益的界定需要执法机关或司法机关根据时间、地点、条件来确定。国外通常是通过判例来界定的，对于公共利益的争议比我国少，原因在于：(1)律师、法官等对法律共同体一些基本概念存在共同的话语和意识；(2)法官、律师、司法者有很高的素质，能够做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；(3)具有一套制约机制，使得执法者、法官很难滥用权力。

薛源：在美国，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，未经公平补偿，私人财产不得用于公共目的。是否满足公共目的要求，在具体案件中则由法院判断。

主持人：《物权法》草案主要起草人王利明教授认为，由于公共利益在概念上具有宽泛性，内容上具有发展性，内涵上具有不确定性，层次上具有复杂性，因此，在立法层面，《物权法》草案应维持宪法关于公共利益的抽象表达，不必采用正面界定和反面排除的方法来规定公共利益的内涵。您认为，由《物权法》对公共利益予以明确界定，有无必要？

薛源：我个人认为不是有没有必要的问题，而是公共利益无法(或者不能)明确界定。公共利益和善良风俗、公序良俗一样，其价值就在于它的抽象性，随着时代的不同，其内容是不断变化的。《物权法》是基本法律，体现的是基本原则，不可能频繁修订。勉强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，会面临为应对时代变化而频繁修订的尴尬，而且正面列举和反面排除会为企图规避者指明道路。

王才亮：《物权法》中，应当界定公共利益，并且也可以界定公共利益。《宪法》规定，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，依照法律规定可以征收土地及其他非公有财产。目前的问题是，第一，其中的公共利益并没有被明确界定；第二，征收私产的问题在法律层面（即人大立法层面）也没有任何规定。

《物权法》通过后，将是第一个在条文中规定私产征收问题的法律，但现在的草案只规定了可以征收，却没有规定征收的具体前提，这显然不合适。依照现行的《宪法》和将来的《物权法》，为公共利益需要可征收私产，在强大的公权力面前，如果没有对公共利益的明确限定，公共利益很容易被依据公权力作不合理的扩大解释。一句“为公共利益”就可以剥夺掉公民的私有财产权，那《物权法》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还有何实际意义？如果《物权法》不界定公共利益，宁愿没有《物权法》。一些观点认为，《物权法》作为民商事法律，不应在其条文中界定公共利益。我认为这个理由站不住脚。对私产的征收是行政行为，也非民商事行为，但《物权法》草案中予以了规定。既然《物权法》要规定征收，那就应该同时明确界定征收的前提。关于立法的目的，很多政府官员观念上存在误区。我们立法的目的应该是限制公权力的滥用，而不是限制老百姓的权利。立法上不限定公共利益的具体内涵，有违我们党和政府“执政为民”的宗旨。

而且，公共利益是可以界定的。我们不能因为说对公共利益的具体内涵争论不清就不去界定。这一点上，可以向邓小平学习。当初“什么是社会主义”争论不清，邓小平说，“贫穷不是社会主义”，用排除的办法作了一种界定，这样界定以后，我们得以开始大力发展经济，才有今天的繁荣。公共利益的问题也是一样，可以用排除的方法来限定其内涵，以明确限制利用公权力对公共利益的肆意扩大解释，切实保障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权。

梅夏英：我认为是有必要的。公共利益是指不特定的社会成员所享有的利益，其内涵及外延始终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更新。但是这种表象的不确定性、不特定性不能把公共利益推